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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磨嘴子山汉墓发掘现场 局部

一、关于武威汉简（牍）

      武威汉简，又称凉州汉简，1959年以来在今甘肃省武威市（汉时凉州）出土，是西汉末年至新莽时期的文字简牍，大部分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在已出土的武威汉简中，除《武威王杖十简》外，最为重要的是“武威三简”，即儒家经典之一的《仪礼简》、汉代尊老养老的法令《武威王杖诏令简》和体现汉代医学水平的《武威汉代医简》，另有其他遗址、墓葬出土的零散汉晋简牍，共计643枚。武威汉简数量多、保存好、内容丰富、史料可贵，属国宝级文物，是中国简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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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简》（甲本）部分

      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在汉代为武威郡的治所姑臧县，自汉武帝置郡以来，成为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六朝时的前凉、后凉，初唐时期的大凉都曾在此建都，此后成为郡、州、府机关所在地，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隘，一度成为北方的佛教中心。1969年10月在武威出土的东汉时期的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马超龙雀”，也是国宝级文物，成为中国旅游文化的形象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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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王莽新简仪礼

      《仪礼》简称《礼》，亦称《礼经》或《士礼》，儒家十三经之一，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其中以记载当时士大夫的礼仪为主。《仪礼》是春秋战国时期部分礼制的汇编，共十七篇。近代有人根据书中的丧葬制度，并结合考古出土器物进行研究，认为《仪礼》成书当在战国初期至中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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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简（甲本）局部放大1

       武威王莽新简《仪礼》为西汉末新莽时期的遗物，于1957年7月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南15公里处的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属墓葬简牍，计有《仪礼》木简469枚，日忌、杂占木简11枚。《仪礼》简牍分三种:甲本木简398枚，每枚长55.5～56厘米，宽0.75厘米,内容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7篇；乙本木简37枚,每枚长50.05厘米、宽0.5厘米，内容仅《服传》1篇；丙本竹简34枚,每枚长56.5厘米、宽0.9厘米，内容仅《丧服》1篇。三种版本共九篇，均用基本成熟的汉隶书写，上有经师修改和阅读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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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简（甲本）局部放大2

      对比武威王莽新简《仪礼》与《十三经注疏·仪礼》，在编题、目次、文字、用词等方面互异者达300多处。其内容未经后人篡改，属汉代原版经典，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为研究汉代经学和后世《仪礼》版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它也是汉代经书的样本，页码有序，完整齐全。同时它还是所有出土简牍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简牍书籍，大多数简牍文字墨迹如新，即便稍有残损但每篇也首尾俱全，并保存了原册的编题。像这样完整的《仪礼》简册，实属罕见，被誉为“天下第一汉简”。

——武威王杖十简

      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在发掘武威磨嘴子18号汉墓时，发现了一组木简，计10枚，由三道编绳编连，每简长23厘米，宽1厘米。这10枚木简系一完整书籍，史学界称“王杖十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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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杖十简》

——武威王杖诏令简

      1981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进行文物调查时，向本地村民征集到出土于磨嘴子汉墓的《王杖诏令简》，计木简26枚，简长23.2—23.7厘米，宽0.9—1.1厘米，为松木材质，每简容字四至三十五字不等。较1959年出土的《王杖十简》内容更加丰富，编联更加完整，序号清晰可见，史称《王杖新简》或《王杖诏令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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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杖诏令简》  局部

——武威汉代医简

     《武威汉代医简》又称《凉州汉代医简》，成书于东汉初期，于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出土，计92枚，其中木简78枚、木牍14枚。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比较完整而丰富的汉代医学书籍。内容除有内、外科疗法、药物及其配制、剂型、用药方法以外，还记述了针灸穴位、刺疗禁忌等。其中有9枚记载针灸的内容，是记录针灸治疗腹胀病的方法。文字墨迹中有“三里”、“肺俞”等记载人体穴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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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汉代医简 》 部分

二、武威汉代简牍的书法艺术特色

      从宏观角度看，汉代书法分为简牍书法（包括帛书及其他墨迹）与铭刻书法（包括刻石文字、铜器铭文、印章文字、砖瓦文字等）。由于铭刻书法以金石为载体，相对容易保存。两汉至今的两千余年间，先后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碑刻及印章、砖瓦等铭刻书法，使金石学与文字学逐渐兴起，从而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简牍墨迹的出土，又使我们能够以全新的视角，刷新固有认知，客观认识到汉文字逐渐演变的历史脉络。简牍书法基本保存了汉字书写墨迹的本来面目，这是碑刻等铭刻书法不能比拟的。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以《张迁碑》《史晨碑》《乙瑛碑》等为代表的隶书成熟于东汉晚期，但随着大量简牍墨迹书法的出土，使人们清楚认识到：至少在西汉晚期，隶书就已经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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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威汉简》中的隶书，或端庄严谨、或粗犷豪放、或朴茂自然，兼有篆、隶、草、楷等字体特点，是研究汉字书法演变过程的重要实物资料之一，也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当时，这些抄经写字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出人头地的“书法家”，也不曾想要“有意”创作出什么惊人的作品来，只不过是将学来的、经历磨练的书写方法在竹木片上随心所欲的进行书写运用，努力在竹木片狭窄的行间里把字写得快一点、清楚一点、好看一点，其书写的目的很明确：不是为了入展参赛，而是供人识读。世间事，往往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在这种没有功利枷锁束缚的放松自在的书写状态下，写到忘我时，书写个性就产生了，美的墨迹也产生了，也便拥有了书法的审美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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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王莽新简仪礼

       从《仪礼简》的墨迹看，与完全成熟的汉隶相比，虽然抄写的人对演变中的汉字字形的驾驭还不能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但其隶法之精到是汉简中少见的，呈现出一种天真稚拙的隶韵。其用笔迅捷奔放，多数笔画藏锋起收、中锋行笔，波磔规范美观，笔画富有弹性；结字横向取势，重心左移，左敛右放，在欹斜中寻求平衡，灵动不失沉稳。章法处理别具匠心：在狭长的竹木条中压扁字形，拉大字距，有列无行，疏朗有致，收放自然，顾盼生姿，使垂直木纹与扁平的字形形成强烈的纵横对比，大有“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清新空灵意境。可媲美《曹全碑》、《礼器碑》等东汉名碑。这种章法布局也成为后世隶书章法的一种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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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以后，为了更简省便捷的书写，加之“二王”一路帖学的兴起，隶书的正体地位逐渐被楷书取代。直到明清之际，帖学媚俗靡弱，馆阁了无生机，书写求变求新意识不仅诞生了“扬州八怪”，也促进了金石学、文字学的研究，极大地推动着碑学复兴，隶书才得以重视，出现了邓石如、金农、赵之谦、伊秉绶等隶书名家。二十世纪简牍书法的出土，也给现代隶书学习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墨迹范本，隶书创作风格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当代一些书家直接或间接地取法和学习简牍书法。如鲍贤伦、毛国典、李刚田等。

——武威王杖十简

      此简书法粗重笔画较多，雄健粗犷，字体厚重，却不失瘦劲爽利之姿。转折处棱角分明，运笔犀利，其文字构形厚而不肥，有效避免了墨色满简的弊病。其书写笔法可能与汉代人的书写姿势有关，汉代人写字不像今人可以伏案书写，而是双腿屈曲席地而坐，这也是礼仪所规，通常左手执简、右手执笔书写，所以字体多呈现左收右放、波磔夸张的厚重之态。另外此简虽为八分，但硬折、硬钩、尖撇、捺脚以及横向取势的字形等都表现出明显的楷体书写特征，为人们探究隶书向楷书的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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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简仍然延续秦隶的单字结体方法，横向取势，字形趋扁，多呈左低右高、左紧右松之态且字距紧密，在东汉简牍中大量出现。这种结字方法通常容易导致章法板滞，只不过书写者在字与字的组合上巧妙地运用了单字之间的呼应关系，非常有序地将笔画粗重的字与秀劲爽健的字交互排列，从而产生轻重相间的书写节奏变化。

——武威王杖诏令简

      《王杖诏令简》字距紧密，行气贯通，气势逼人。字与字之间，笔划有上下相接相连的情况，由此形成一种必然连贯的趋势。字虽写在狭窄的木条上，但有大小，长短，宽窄等不同形态，书写取势变化较多，字形攲正相生，一行写下来参差错落，有如行草书的行款。这种参差错落并非刻意为之，而是随字赋形自然写出来的。其中不乏书者的匠心处理，这样使行气更加贯通而生动。行气更见匠心之处在于字间笔划的穿插。某些字，结构的空处被相邻字的笔划巧妙地插入填补，形成一种特殊的书写形态，强化了行气，也别有趣味。如下图中的“零覆盖”、　“哀怜者”等字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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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杖诏令简》书法特点的形成，一是独特的章法布局和书写行气起了关键的作用；二是丰富的用笔变化也是重要的因素。在不经意间，用笔变化丰富，结字变化百出，而且笔画的粗细、长短、曲直信笔写来，似乎不可捉摸，但笔笔爽健沉实、得势得力，显现出气势强悍、拙朴自然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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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简书法并非字字密布，有时字间长拖一笔产生一段留白，舒缓透气，避免因字距紧密而产生窒息感、压迫感。长竖笔夸张的留白运用，使整体章法达到了“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艺术效果。这种汉简中特有的“点睛”布局处理方法，在后来的草书创作中大量借鉴使用。

——武威汉代医简

       武威汉代医简书法分为两类，一类是隶行书；另一类是隶草书。其中有26枚为书体流畅的隶草，是目前已出土简牍中最显眼的隶草经典。史学界推断武威汉代医简的抄写年代，当在西汉成帝、哀帝、平帝及新王莽期间，正是草书于西汉昭、宣之际发展成熟后，急速扩展应用于文书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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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威汉代医简中的隶草书法，直接保存了中国隶草书法艺术成熟后，最经典的隶草艺术范本，是中国隶草传世的代表作。其26枚木简中的隶草字，在宽度仅有0.5厘米的狭窄书写面上恣肆挥洒，呈现轻重、疏密、开合、韵律的变化，线质遒劲，笔意圆润，行气舒畅而丰姿独具。令人惊叹的是，武威医简83号木牍甲乙牍片上的隶草字体，堪为压轴之作，其点线飞舞，势贯遒畅，气韵生动，神采飞扬，在两汉草书（章草）遗迹中是孤绝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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